（新华社/图）

考证说明，历史的真实是一回事，流传过程中添枝加叶是一回事，缩编为成语又是一回事，三者不能混淆

提起田登，人们可能不太熟悉，但只要说那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主角，就无人不晓了。这句成语，人们普遍理解为这个州官可以随便放火，老百姓却连点灯的自由也没有，因而常常用它形容那些欺压百姓的官员。可想而知，田登一定是个胡作非为坏到极点的官僚了。想象毕竟是虚的，他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？查《宋史》的《奸臣传》，一句都没有提到，这更引起我的好奇，于是在阅读史书时，顺便注意搜集其材料，现在大体轮廓已经清楚了，答案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：他不是坏官，而是名家、贤者。

田登，字升之，北宋晚期人。籍贯不详。

元符二年（1099），宰相章惇（1035—1105）主编《元符敕令格式》134卷成书，实际编撰的删定官有田登、林摅（1065—1123）等6人，他们都是文学之士。其中林摅后来还升为尚书左丞（副宰相）。此书的详议官是蔡京（1047—1126）等二人，负责审核、把关。两年后，蔡京升为宰相，把持朝政十多年。蔡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人，如果田登有意去巴结这个曾经的同事，肯定会官运亨通，但从他此后一直在地方官位上徘徊看，他没有这样做。蔡京之子蔡絛称他为名家，贤者（《铁围山丛谈》卷四），当与此有关。

元祐元年（1086）王安石去世，此时，反新法派的司马光已经掌权，八年后，新法派重新上台，执政二十多年，但这些王安石的徒子徒孙们只顾结党营私、贪污腐化，谁也没有为王安石建一个纪念性的建筑，唯有田登于崇宁四年（1105）出任王安石的老家抚州（今江西临川）的知州时，为王安石修建了祠堂，还绘制了王安石像，供人瞻仰、祭奠，这是中国第一个王文公祠，可见他是真心崇敬这位名家的（元虞集《道园集古录》卷35《王文公祠堂记》，《永乐大典》卷10950、页9作崇宁五年）。

政和初（1111），田登知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。政和六年（1116）正月，知拱州（今河南睢县）（《宋会要》选举33之29），四月知怀州（今河南省沁阳）（《宋会要》兵24之30）。宣和四年（1122）四月知河中府（今山西永济市），被劾轻脱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（《宋会要》职官69之10），退休回家。

他治郡有方，翟汝文（1076—1141）《田登除鸿胪少卿制》中称他习于治郡，能体德音（《翟忠惠集》卷三）。这是公布于众的诏制中语，不会空穴来风。

他有文才，与文人学士吴则礼（？—1127）、程俱（1078—1144）交往密切，吴则礼作《简田升之时升之赴金陵》诗云：霜发雠书有东观，锦囊觅句属南天。（《北湖集》卷3）说明他的诗写得不错，可惜没有传下来。程俱作《和田龙图升之登秋宴口号》诗说：矍铄仍堪将帅间，壮猷聊与虎臣班。自注：来书云：‘坐于诸军团练使之后。’（《北山小集》卷10）这一句话，是他唯一留存至今的文字了。从诗中看，他年老时仍然精神抖擞。

他对老母亲非常孝顺，为此不惜做出格的事。在母病危时，想请名医宋道方看病，而宋从不外出，田便将他抓去，要他三天之内治好，否则就杀。宋一看，已病入膏肓，于是下一种临时起作用的药，果然很快好了，田登喜出望外，说：我前面做法不对，现在马上改正。于是，赠他一千贯钱，用太守的轿子，吹吹打打，将他送回家。十天后其母病发作，再找宋大夫，已无影踪。（王明清《挥麈录馀话》卷2）总体来说，他是一位有些小毛病的好官。

在这样一个贤者身上，怎么会出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呢？我们不妨仔细看一下典故的出处。

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明代的俗语，明冯梦龙指出这是明人据陆游记载改编的而成的（《古今谭概》迂腐部卷一）。

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卷7中说：

田登作郡，自讳其名，触者必怒，吏卒多被榜笞。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。上元放灯，许人入州治游观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：本州依例放火三日。

从这一记载可看出，知州田登不是天生爱好到处放火惹事，也没有野蛮到不许百姓在家里点灯，只是要求下属避他的名讳，即不许下属提到他的大名（登）字（包括同音字）。此故事要缩编的话，应该是：州官只许百姓说放火，不许百姓说点灯。明人把两个说字一去，首句的百姓换成州官，就完全变了味儿。

或许有人问，田登为什么要下属避讳？这是宋代风气使然。中国古代讲究避讳，皇帝的大名，他人不能用，同音字也得避讳。以后又普及到各个阶层，在宋代，个人得避父、祖的讳，下级得避上级的讳。于是出现种种匪夷所思的怪现象，举几个案列，可见一般。

有一位官员刘温叟，他的父亲名岳，他就一辈子不听音乐，并不是他不喜欢音乐，而是他不敢去听，别人要是问一句，你干什么去啦？他没有办法回答，因为岳、乐同音。（《燕翼贻谋录》卷1）

司马光的父亲名池，司马光写文章，从不用池字，不仅如此，连同音字也避，他有一位朋友韩持国，因为持与池同音，司马光便擅自将持改成相同意思的秉，称他为秉国。

汪伯彦当了最高军事长官，下级官员列队点名，副承旨负责叫名字，当点到张伯彦时，副承旨怕了，改叫官称张校尉，连叫三声，无人答应。汪伯彦嘱咐，不要避讳。他不敢，连训三次，他一着急，将张伯彦叫成了 汪伯彦，气得汪骂他：畜生。吓得他几个月不敢上班（庄绰《鸡肋编》卷中）。

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作于宋光宗绍熙三、四年间（1192-1193），离事情发生已80来年，显然得之于传闻，所说的是否全部属实呢？我们不妨看一下更早的记载。

蔡絛（1097—1158后）《铁围山丛谈》卷4、页63的记载：

又有田殿撰升之登者，名家，亦贤者也，绵历中外。一日，为留守南都，时群下每以其名登，故避为火。忽遇上元，于是榜于通衢：奉台旨，民间依例放火三日。遂皆被白简。至今遗士大夫谈柄，不可不知。

此书作于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），比陆书早三十多年。

莊綽《鸡肋编》卷中、页23云：

世有自讳其名者，如田登，在至（当作政）和间为南宫留守，上元，有司举故事呈禀，乃判状云：依例放火三日，坐此为言者所攻而罢。

此书作于绍兴三年（1133)，比陆书早60年。

蔡絛、庄绰年龄比田登略小，但田登还没有退休时，他们都已当官。蔡絛在田登刚退休时，就发表了《西清诗话》一书。蔡絛之父蔡京曾与田登同事，蔡絛还有可能见过田登。两人的记载应该比陆更可信。蔡、庄都指明事情发生在南都，亦名应天府，他当的是知府，到陆游时已经弄不清具体地点，便笼统归结为州。宋代的府虽与州同级，地位略高些。蔡、庄都无田登因避讳鞭打下属事，显然那是流传过程中增添的。如果真有此事，蔡不会称他为贤者，诏制也不会说他习于治郡（即管理州事有方）了。

以上三书都说：依例放火三日。说明确有其事。此事是谁干的？陆游说是吏人。蔡絛说是吏人奉台旨出的榜，但未说真的是田登的指示，还是吏人假借其名。庄绰则说是田登的批示。

我认为，田登作批示的可能性极小，如果是他批示，他作过多处知州，都应该有同样的批示，各地都会发生同样的事，早在知南都前已知抚州，为什么抚州等州没有发生此事，只在南都发生呢？

很可能是吏人嫌他治郡严，故意为之，使他遭受御史弹劾下台。宋代的官和吏是有严格区分的，官一般都是科举出身，吏则不是，官可以升迁，吏永远在老地方当干事，不能升成官。官有俸禄，吏没有，就靠仗势欺人、吃了原告吃被告赚钱，宋神宗开始给他们发工资，但很低。官一般不懂法，吏很精通，碰到懂法的官或管理严的官，吏会使尽各种办法，让官中圈套，把官赶走。

现在可以归纳一下了，从历史真实经过流传加工到成语，这三个阶段变化的脉络大致如下：

田登是北宋晚期治郡有方的贤者。政和初年，知应天府，正好遇到上元节，需放灯三日，下吏按避讳惯例，不敢写与登同音的灯字，于是写成依例放火三日，将喜庆的放灯写成放火，太有伤大雅了，被御史弹劾免官。毕竟，这并非太大的失误，不久，又到其他州任职了。

此事传到南宋中期，人们已不知田登的生平事迹，连在何地作何官也不清楚，于是知府变成了知州，又增添了吏卒多被榜笞的情节，依例放火三日前加了本州二字。

又过了数百年，到明代缩编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，就完全变样了，本是讽刺过度的避讳，变成贬斥官员的凶残了。

以上考证说明，历史的真实是一回事，流传过程中添枝加叶是一回事，缩编为成语又是一回事，三者不能混淆。如果我们单看明代的成语，都会认为田登是个坏到极点的官，看了陆游的书，也会认为他是相当蛮横不懂事，而事实上，田登本人并不坏，做官还是比较正派的。如果不作细致的考证，还原他的本来面目，那么田登将永远被误解，被世人咒骂下去了。

（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）